灾害成本的计算
然灾害对一国经济是一种潜在的严重打击。据美国估计，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灾害损失总计高达1200亿美元（按1990年美元汇率标准计算）。而同样的损失总额在20
世纪70年代和60年代分别为700亿美元和400亿美元，由此可见增长的势头很明显。
这样的趋势似乎仍在继续：1987年之前因遭受自然灾害投保损失逾10亿美元的个案仅有一例，而到1995年却有14例。
这样的数字是惊人的。但这些数据反映的仅仅是那些直接的、可见的、财政上的灾害影响，例如对家庭、医院、学校、工厂、基础设施和庄稼所造成的损失等。
若将那些无法计量的损失计算在内的话，比如个人财物损失或失业、贸易或政府预算赤字的增加、或是贫困的继续扩大和加深等，那真正的灾害成本则更高。
这些非直接的和次要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以一个金钱数字衡量，但实际上多数评估仅仅关注那些直接的物质上的损失。这样，灾害的成本就被相当程度地低估了，因而不能引起开发项目的决策者和出资者对自然灾害发生后潜在的严重后果提高警觉。
经济的脆弱性
一场灾害的严重性和影响本质上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灾害种类、经济规模及其经济结构、受灾部门等。
从灾害种类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旱灾不会损害建筑或物质结构，但长期干旱则会产生其它问题，比如随着粮食和家畜的损失既而拖累农家陷入巨额债务。相反的，像洪水或地震这样的突发性灾害则会对基础设施、生产设施和资源，以及社会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尤其是住房）造成直接的影响。
灾害同经济规模也是休戚相关的。灾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小岛国家和在受到旱灾的广大地理区域中特别巨大。
一些经济部门在灾害面前要比其它部门更脆弱。
最明显的是，农业部门是比较脆弱的部门。那些大量依赖农业的国家特别容易受灾害威胁。可是，即使在这些地区，粮食种植的种类和种植技术在决定脆弱程度上起着一定的作用。菲律宾就深受教训。新的混种椰子树尽管能高产，但却比传统品种易受台风攻击的多。因为传统品种有较长的根系，能更好地经受住强风的袭击。许多传统的根系作物和粗粮，例如生长在非洲部分地区的小米和高粱类作物就要比新作物品种要耐旱。在培育技术方面，利用间作法（即在同一茬地中混种不同的作物）可以让矮株作物更好地抵御强风。
另一方面，一些部门或机构则对自然灾害有很强的"免疫"能力。次撒哈拉非洲的矿产业就是不受旱灾影响的一个典型。即使在多年严重干旱的日子里，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仍然继续保持着很高的矿产出口水平。
在一个部门中有关受灾损失会株连到其它部门。例如食品工业要依赖农产品，因此农产品产量下降也会引起食品制造产量的减少。同样的，旱灾也会严重影响到那些农业供应企业，例如：肥料制造商们。
灾害发生前的经济状况、世界经济大气候、近期其它灾害的频度和大小以及政府经济政策，这些也都是决定灾害影响程度的重要因素。
比如，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仰赖初级产品（如咖啡、矿产）的出口作为其外贸赢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利的世界价格能帮助它们弥补灾害的影响，就像1984年遭受严重旱灾的肯尼亚，正是国际茶叶和咖啡的高价帮助支撑起这个国家的出口赢余和农产品价格。
环境状况也在决定自然灾害的影响规模上起到一定作用。明显的例证就是，许多国家由于环境的退化、耕地的增加和边际耕地（指收获勉强可达到收支平衡的耕地）的侵占而正变得愈加易受自然灾害影响。比如：滥伐森林就是世界上许多地区旱灾、洪水爆发和山体滑坡频发的原因。
尽管科学家们现在仍在争论全球气候变暖对气候灾害（比如飓风）的频度和密集度的准确影响，但它确实也会造成灾害发生数量的上升。
灾害的经济成本
灾害的经济成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直接成本
--指在灾害中遭破坏和损害的资产的资本损失（例如建筑、其它物质基础设施、原材料等）。农作物损失通常包括在此类计算中。
间接成本
--指商品和服务流程中的损失。包括受损或被毁工厂的低产出；由于道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遭损害引起的销售收入损失；因正常的较为廉价的供应渠道受影响而不得不购买较贵的材料和其它投入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等；也包括因疾病、伤亡的增加导致的医疗支出和生产率损失。
次级影响
--指灾害对整体经济业绩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它们包括外部贸易和政府预算平衡的恶化，政府计划支出的再分配以及债务的增加等。灾害还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结构或规模以及贫困程度和范围。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当我们沿着发展中国家到高度发达国家的曲线移动时，灾害影响的实质也在跟着变化。物质损失的绝对成本在增加，但其相对成本（相较于全国或地方财产的比例）却在下降，而且死亡人数也在减少。
例如，1992年安德鲁飓风袭击了美国的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州，在数小时内造成的损失估计达22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3%，但仅有14人丧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1995年末发生的特大台风--安吉拉台风袭击了菲律宾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之一，造成了6300万美元的损失--相当于GDP的0.1%，仅是安德鲁飓风造成损失的0.3%--却造成了916人丧生。在南太平洋的微型国家纽埃岛，1990年2月袭击该岛的奥法飓风造成的损失光用于修复政府大楼就约达400万美元--相当于GDP的40%之多。
灾害成本的上升反映了贫困程度和基础设施在质和量上的增长。较富裕国家有能力提供日益先进的早期警报和通讯系统，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转移到安全地带，减少了伤亡人数。
灾害与"第三世界"经济
频发的自然灾害可以造成相当于孟加拉年GDP值5%以上的损失。
1985年墨西哥城地震造成损失共计达墨西哥GDP值的3%；1986年圣萨尔瓦多大地震造成损失共计达萨尔瓦多GDP总值的24%；1988年尼加拉瓜飓风造成的损失达该国GDP值的40%。
贫困与灾害
贫困是易受灾害影响的主要原因，反过来，灾害又能使家庭陷入更加深的贫困中去。
自然灾害可以对家庭产生深重影响，造成家庭成员的伤亡及房屋、财产、储备食物、庄稼和生产资料（如农业工具）的损失。在有能力重新开始产生收入之前，贫困家庭可能为了重建家园、重置资产、满足基本需求而被迫债台高筑。但传统而言，贫困家庭要从银行和其它正式借贷机构贷款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缺乏抵押品且经常被视为不良借贷风险。既而他们被迫转而依靠收取相当高利息的个人放贷者。
只要人口中绝大多数抵御灾害能力仍然十分脆弱--比如出于其住房或收入来源的品质和位置原因--贫困就仍然是个问题。然而，虽然许多政府以及国际社会非常重视消除贫困，但自然灾害在这些政策中的关注程度相对不足。
越来越多的综合社会发展变迁也改变了个体家庭抵御灾害能力的脆弱性本质及其程度。
几十年来，许多情况表明对灾民救济补助的发放有所增加，但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依赖综合症，降低了自救能力。
然而，这样的看法可能忽略了个体家庭在灾害发生期间和之后发生变化的生计维持能力。比如，由于贫困家庭只能负担廉价的建筑材料，以传统和现代建筑方法相混合的方式进行建房，而这些使得他们更易受损害，因此在从传统的住房设计和材料转变到现代的过程中会削弱这些家庭的抗灾能力。
相类似的，许多国家放弃了多种粮食作物耕作的方式，而转向种植少量品种，这种趋势减少了某些传统抗灾品种的生产，从而增加了农业社会的风险。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根据世界银行和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计算，如果拿出400亿美元投入到备灾、减灾和防灾战略中，那么20世纪90年代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就可以减少2800亿美元。
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已经为防洪措施投入了31.5亿美元：据信，这笔投入避免了120亿美元的潜在损失。
用于保护伦敦免遭洪水袭击的泰晤士河水闸工程花去了3000万美元，但其仍不失为一项英明的投资，因为一场泰晤士河洪水所能造成的潜在损失可以达50亿美元，而且，尽管多年来未曾爆发，但洪水仍被视为不可避免。
安豪泽-布施公司花了3000万美元用于保护其在加州圣费尔南多峡谷酿酒厂防地震的准备措施，包括制订水源供应选择计划。当地震袭击这一地区时，公司因为有了这些措施使得它仅仅遭受最小程度的干扰后便继续投入生产，从而使它避免了3亿美元的损失。
印度一家糖果店的店主在1994年接受采访时说他曾经花了25卢比在商店周围放置了石头台阶，让顾客可以不用站在洪水了。他估计如果当初没有这么做的话，那他就会损失100至200卢比的生意。
减灾
但是灾害脆弱的程度和本质决不是上帝决定的。利用结构上和非结构方法，在国家和家庭层面上都会有许多降低这些影响的机会。
以洪灾为例，结构性干预包括建设堤坝预防河流或海洋灾害。越南就一直在建造和维护这些结构，有些已经达到2000年的历史。
非结构性措施更加广泛，主要包含了非工程类活动。仍以洪灾为例，非结构性措施包括在山坡由下自上重新植树以防止雨水过快流失；土地使用规章的应用，将洪灾在最危险地区对人和财产的威胁降到最低程度；将房屋和粮食店建造在桩柱上。在其它方面，非结构性措施还包括蓄水措施（抗旱）、改善预警系统（抵御飓风、洪灾和旱灾）以及促进适当的经济活动。
这些努力并不仅限于防灾减灾项目范围内。长期发展项目也很容易修改结合抗灾的内容。比如，在多次要求仿效越南台风灾害援助行动的呼吁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一次有关建造抗灾校舍的研习班和培训课程，并动员利用有限资源支持有关抗台风校舍的进一步研究与开发。
但是在实践操作中，防灾与抗灾措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设计花费巨大的技术解决方案--比如预报手段和工程结构等。同时，灾害所影响的更大范围的经济领域，或甚至是这些灾害对个别开发项目的威胁被大量忽视，有时这种忽视就会造成这种项目的巨大损失，成为一种并发灾难。这反映出多数对灾害影响的经济评估是不完整和有失偏颇的。
另外，即使是在多灾国家，在国家经济计划中自然灾害也很少被提及，对可持续发展来说是一种障碍。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对致力于将灾害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减到最低的工作进一步加以调查研究和提升。
本文作者夏洛特·本森是灾害经济领域的专业顾问。她曾是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灾害：灾害研究和管理杂志》的联合编辑。现正在进行自然灾害对于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影响的研究，并曾进行过有关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的旱灾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类似研究工作。
资料来源：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