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千年之际，它所面对的最紧迫问题之一便是如何控制错综复杂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过去的20年中，天灾人祸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性常事：它们可能是中美洲的飓风，可能是逃避中非和巴尔干战火的难民；也可能是横扫孟加拉的龙卷风或撕裂亚洲部分地区的地震。
当从电视、报纸或广播中得知最近发生的灾难后，大多数人都转而去关注其它事情了，总以为有一台加足马力的救援机器将会采取行动。
但实际情况往往并不是这样。许多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烦人的灾难预防和救灾事业，其中包括缺乏协作和通讯、根深蒂固的怀疑，等等。
一些人道主义民间组织从政府机构那儿得到资金，但抱怨有人指望它们在诸如阿富汗东北部地震区之类的受灾地区充当"耳目"，但这样是有悖其本来的人道主义理念的。
这些组织还抱怨她们的工作人员在像车臣这样一些充满敌意环境中的安全问题；抱怨那里的人们不断要求增加她们的职责，尤其是增加它们在灾区分发的救济款。
情况看来很严峻。但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对准确、快速信息的需要。
一些领导救援的工作者长久以来一直就认识到需要这样的信息。不过，要避免临时性�"治标不治本的救助"的后果，信息也只是解决复杂的突发事件的一个部分。
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媒体服务处负责人厄斯·伯格里在伦敦的一个会议上说："必须说，救援机构对这方面的事情已不再有权威性的了解。"
他还说："当我开始为国际红十字会工作时，记者在我们的灾区办公室面前排起了长队，因为我们越是深入下去，我们就了解得越多……
某些记者比救灾工作者知道得还多，或者说差不多一样多。这种情况是有利于促进对话的。"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被称为"信息的时代"，它已目睹了一场文化革命的到来。正如所有这一类革命一样，文化革命具有其政治涵义。
在这个新时代（也可以称它为一个"混乱的时代"或"信息超载时代"）中搏击的社团包括在那些存在问题地区的人道主义民间组织和政府。
在这个新时代，信息技术是重要的主题，但更大的问题的仍是如何应用这类技术。
一位西方的通信部门官员说：" 在一个通信和信息无所不在、相互联系不断增强的'信息地球'世界中，政府及其各种代理机构已经丧失了它们对于信息的垄断和控制。权力、武力和信息已不再决定着国家的状况。"
所谓的文化革命对1996－1997年（非洲）大湖危机中的人道主义民间组织带来了明显的冲击；从这次危机中可看到，具有精确信息控制战略思想的信息灵敏型指挥官正在崛起。它粉碎了那些消息至上的人道主义社团的自负感。
文化革命的确切形态仍不明确。挑战正在适应这场文化革命传播的速度、大小和规模。这正是所谓"有线"精英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下一个更大的全球性挑战将是如何填平全国性和全球性的信息富裕与信息贫穷间的鸿沟。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灾难性的分水岭。如果新千年头20年的计划被轻易放过，那么情况将会更糟。
从以下估算来看，挑战的规模是非常明显的：到2012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4亿，而其中17亿（它是现在这个数字的两倍）将陷入赤贫之中，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第三世界的特大都市中。
这一状况与民族国家制度可能会发生的剧烈调整以及更容易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起，势必引起人们的关注。
灾难预防和救助业的主要实行者，包括政府和民间，现在都承认成功和营救生命的关键包含着获取快速和准确的信息与分享信息。
但这种信息的"传播"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这方面的各种组织都带有守口如瓶的特性，并且它们也不可能会那么去做。
一位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组织的秘书说："现代社会的良好运行是建立在信息的良好与快捷流通基础上的。这对于一个极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社会来说更为明显�"
他还说："……当人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准确的信息及其有规则的传送对于所有决策部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quot;
一个国际救援组织雇佣的高级官员说："国际应灾协调的关键是完完全全的信息公开分享。
缺点、甚至无组织或一种程度的混乱在任何灾难局势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也是如此。任何隐瞒缺点的企图只会激起国际大众传媒的好奇，破坏国际社会正式提供评估需求的信心。"
1998年是多于自然灾害平均发生次数的一年――大约有5万人丧生，经济损失超过900亿美元。而1997年只有1. 3万人丧生，经济损失近300亿美元。
这些从一家大保险公司得来的统计数字还不包括人为的灾害。各式各样的灾害平均每年要造成13.3万人丧生，1.4亿人无家可归。
这里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要问：当更多潜在的或是实际的灾难信息产生时，为什么会付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代价？
在全球信息革命中，几乎在某些灾难发生时就有了报道。还有无数个关于早期警告、灾难预防和灾难救助等等之类的会议或大会。
近年来，人们十分重视早期警告系统、地震警示、火山喷发以及内乱。
然而许多人道主义社团对于预警系统的效用和应用都表示很大的怀疑，他们更强�"早期反应"。
一位驻英国的灾难问题专家兰道尔夫·肯特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早期预警系统被看作是一种将不言而喻之事包装得具有科学味道的手段；在另一种程度上，它又被看作是一种预报显而易见的事件的方法，并且还承认要预报那些并不显而易见的事件实在是太困难了。
尽管如此，各种机构还是对未来表示了关注：它们资助了大量的研讨会，出版了许多论文。然而，这些活动的产品似乎并没有对准主流活动或系统的后续行动。"
肯特在这篇题为《2010年的人道主义前景：实际展望》一文中还写道："这些活动显然被留在了外围，因为推测似乎只是智力上进行挑战，并且一般认为，它们对大多数人道主义组织的作用和责任只产生很小的直接后果。"
实际情况是，与灾难地区有关系的许多民间组织和其它组织是从一些大报和大刊物以及它们在特定地区和国家自己的简报上获得早期预警报告的。
灾难处置中某些处置方式的分歧――包括学者与民间组织之间，有时是在捐赠者、联合国机构和民间组织之间的分歧，使灾难救援事业中的问题变得更为困难。
全面解决这些头痛事情的办法就在于通信和信息。在一个工商企业里，往往是在各种办事者之间已有一套固定的、预先设置好的办事理念，但这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组织（IFRC）就是这些办大事者中的一个，它把信息看作是首要途径之一。该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就是在做信息事业。"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路透基金（路透社全球新闻与信息集团的人道主义和教育机构）于1997年开设了AlertNet (www.alertnet.org)网站，它是一个为国际救灾社团开设的在线新闻网和通讯服务站。
当人们谈起信息和通信时，他们一般都在指因特网和媒体。这两样东西是强大的，但远远没有被普遍采用。而且对于这两者，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怀疑。
自1981年以来，因特网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1981年时，只有235台电脑互联在一起。到1991年，已上升到30万台；随着在1992年引进万维网和网页浏览器后，到1998年又上升到1亿台。
然而，即使到2005年时，这一数字像一些专家预计的那样上升到10亿台，世界上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参与进来。世界上的四分之三人口还没有电话，更不用说（用于上网的）调制解调器了。
对于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时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可能等待综合又全面的信息, 它们只有在民间组织重新评价1996－1997年非洲大湖危机的失败时才有用处。那次，信息与数据被错误地处置了，有意运用虚假信息和现场控制信息打破了信息至上的设想。
民间组织间的通讯被拦截了，它们的员工受到了恐吓，其活动也受到了限制。卢旺达副总统卡盖姆是这样评价监控技术的运用的。
英国广播公司高级节目主持人尼克·高英引用该副总统于1998年5月发表的一份题为《复杂突发事件中信息处理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报告中的一段话说："民间组织的信息不仅是人道主义信息，而且它还是一种军事信息。"
为了回应它们受到的压力，一些领头的民间组织便认为信息技术是一个"虚构的上帝"―― 技术是其安全风险。许多民间组织认为在灾难地区运用因特网没有多大价值。它们将E-mail看作只是一种比较省时但很费钱的通信工具。
一大堆新技术正在涌现，它们将给民间和媒体以以前仅给予许多政府的拥有的机会。像E星那样的新卫星系统目前正在运行。它最终将由66颗地球轨道卫星组成。将来，E星，再加上其它一些如Teledisc
与 Celestia这样的系统，并与上百颗更多的计划卫星一起，可以提供一个具有全球即时数据和语音通讯的无所不在的信息环境。
然而，当许多人期待着这个最新发明时，往往会忘记这种技术对世界上遥远和贫穷地区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小的影响。以发条为动力的收音机和短波无线电已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可能会在新千年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再回到现在。可能有时出于错误的感觉，新闻工作者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关系往往是爱憎交加。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感到民间有时对他们干的那一行太外行，并认为后者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吸引更多的捐赠。
而一些救援工作者却说，新闻工作者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因为这些人在灾区一会儿进一会儿出，活像一些"战区游客"。但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一些采访战争和灾难的新闻工作者是全天候的外国记者，他们在特定的地区已生活了好几年，并在最后一个紧急救援工作者离开后还要继续生活好长时间。
救援组织可以向媒体学习，特别是向那些外国记者学习，对于他们来说责任和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全面的启示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信息，信息，更多的信息
。
约翰 ·欧文－戴维斯
资料来源：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